账目上少了四千万港币。那年,在很多人眼里一套千呎的香港豪宅也不过六百多万港币,这笔钱放在那里,能买好几套房。剧组里私底下流传的说法是:钱没真的进摄影棚,也没全投在特效上。最后那笔“风沙预算”有大头飘进了一家连招牌都没有的“视觉顾问”公司,公司的法人还是某个投资人的亲戚。片子拍完,这家公司就注销了,人消失,账也对不上,一切像被风刮掉,连影子没留下。
把这事往外推开,就能看到更多类似的线头。台面上是票房、热度、打榜这些看得见的东西,但推动它们的力量往往藏在更下面的账本和关系链里。现在平台所谓的S级项目里,大概有六成三的主演是“带资进组”。什么叫带资?就是说演员自己没那么多钱,背后有人出钱做信托,利率能到十二个点。拍完先从片酬里扣利息,再拿三成分红占位。表面合同写着一套数字,背后另一笔“宣传顾问费”偷偷签上,账一改,税就少交好几成。圈里人形容这套玩法不是偷个几块小钱,是系统性的利润和税务再分配。
再往现场看,乱象不在灯光师那儿,也不全在主演身上,关键在于人力选拔这一环。横店的宾馆走廊,晚上十点以后,喊号找人的不只有导演,还有那套按编号调人的流程。记得去年一部古装网剧,副导演把选角信息做成表格:身高、体重、三围,能不能接受亲密戏要不要加量,最后一栏还写着“凌晨可调配”。很多小姑娘一犹豫,就被嗓门儿大的人直接怼上一句“隔壁组四百人抢三个位置”,谁也不想当第一个撕破脸皮,因为通告、资源都能被替换掉。
男演员的处境也不好过。香港演艺人协会的报告指出,男性受害者在五年间增长了四倍。很多男艺人来自选秀节目或造星营地,节目组以体能测试或封闭训练为由把人圈起来。摄像头到处有,但更可怕的是所谓的“宿舍面试”:门关上了,话里满是包装和利益的计算,手却在不合适的地方游走。出来的人脸色常常不好看,也不敢多说话——因为一旦闹起来,节目组能把片段剪成你“不稳定”的证据。
饭圈钱把问题放大。后援会每年能集到上千万,平台一催要“应援值”,粉丝就熬夜刷榜。数据变成商品,热度榜被平台优先卖给制作方,选角时就往粉丝多的那位倾斜。粉丝以为自己在保护偶像,实际上偶像被叫去参加所谓的“投资人饭局”:陪笑、敬酒、合影,第二天这些画面就出现在金主朋友圈,配文是“懂事”。粉丝的钱先流进平台,平台再把一部分输给制作方和投资人,形成一个闭环,受伤的往往是艺人自己。
整个生态里,很少有人是“无辜”的。想进组,红包已经成了门票;不交抽成,通告就拿不到;记者要采访,先谈车马费,想把视频下架,还得付几万块的封口费。横店不像外界想的那样热闹又自由,更像整条街都在演一出沉默的合谋剧。谁第一个站出来喊停,先被替换掉的通常也是他自己。
回到那部超支的片子,很多外景根本没去,大片场景靠美术和后期堆面子。剧组里资历老的人都在私下嘀咕:所谓的视觉效果预算里有一大截直接进了那家没有门牌的顾问公司,老板关系网里还是投资人的小舅子。片子一挂上大银幕,公司就注销了,人员散了,账目上只剩空白。超支、分红、注销,三件事像连在一起的老套路,艺术成了最好的遮羞布。
资本的玩法还不止把钱偷走。带资有时变成一种贷款:演员拿不到现金,资方搭上信托,利率高,先从片酬里扣,再从分红里留成。更阴暗的是“阴阳合同”:把真账放在广告费、顾问费名下走账,税自然少交。圈里做税务的人会说,按现在的漏洞计算,内地娱乐圈一年偷漏的税,能铺成半条京沪高铁那样长——这话听着夸张,但听的人都知道这不是没有底线的夸大,外面很难看到真实的账本。
外面的法制差异让问题更难纠正。别处有些硬措施:韩国在2020年修了演艺管理方面的法律,经纪人违规可能被吊牌甚至入刑;美国的影视工会要求试镜全程录像并至少保存三年,随时接受检查。这些做法把“可能出事”的风险写进了制度里。国内也有人在努力,北京某律所曾起草过一版行业保护草案,里头有一条比较硬的条款:受害者可以匿名举报,行业协会先垫付诉讼费,胜诉后再从赔偿里扣回垫付。这份草案交上去半年了,官方还没动静。
把视角收回到最基层:横店深夜的走廊,几个人挤在一起,手机里是角色编号和一张张转账截图。后台群里有人在催款,房间里有人等着通告,天一亮就收拾行李去下一个片场。那些账上的数字在不同账户间转移,但现场的面孔几乎没变。谁也无法保证,下一次轮到谁被要求“配合”,或者谁背后的账本又被悄悄改了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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